中国最早的药学典籍《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公元前l世纪的西汉时期)中详细记载了：“人参味甘，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的药用功能。

东汉时期，名医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一书中共有113个方，其中含有人参的配方达21个，占总方的18.6％。并论述人参具有“温补、滋润、强壮、强精、保温、增强视力、安定精神”等作用。

南朝梁武帝时期(公元492～500年)，著名的道士和医药学家陶弘景汇集当时流行的《名医别录》和《神农本草经》，编著了《本草经集注》，其中也阐述了人参的功效，谓人参可“调中、消渴、通血脉、破坚积，令人不忘”，指出：“人参出上党山谷及辽东”，并引高丽人(古高勾丽人，属古代中国东北地区的部族，居于古高勾丽县，非公元918年才立国的王氏高丽)作的《人参赞》：“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椴树相寻。”一诗以描述人参的形态和生长环境。对人参的认识较前人又有了新的进展。

至唐代，人参和茶一样成了时尚的保健饮品。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太原府、辽州、潞州、泽州、幽州、平州、檀州、营州均将人参作为土特产进贡。士大夫和文人们亦将人参作为珍贵的礼品赠送亲友，并留下了美妙的诗篇。

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参栽培业在吉林省通化地区甚为兴盛，据陈福增等编著的《抚松县人参志》可知：民国初年，吉林抚松县已有人参栽培专业户470余家，年产人参35吨，占全国人参产量的70％。抚松县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的“人参之乡”。

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在山区强制推行“集团部落”，合并村屯，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使长白山地区的人参栽培业大受摧残，急剧衰落。

1932年我国著名生药学家、本草学家赵橘黄教授编著出版的《中国新本草图志》第二册全面系统地记载了人参(包括朝鲜人参、东洋人参和西洋人参)的植物形态、栽培方法、生药性状及内部构造等内容，并结合历代本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中附图141幅，并有人参原植物彩色图。赵氏以本草学为基础，以当时的生药学研究成果为主，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前的人参科研成就作了一次全面的总结。这次总结使东北长白山地区的人参种植更加的专业，同时对后来整个长白山地区人参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